張哲僥
2002年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以「天可汗的世界」為名的唐代文物展，在該展覽出版的圖冊序文中有如此的話語：
天可汗的世界，現代人的意象是浮現橫跨蔥嶺的亞洲帝國呢？還是包容並蓄的多元民族與多元文化呢？也許兩者兼有之。[1]
同書另一篇序文也提及：
盛唐時代，中國文化正處於高峰時期……中外各民族間的交流，更是相互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2]
這次展覽的主題以「文化」為核心，展品主要囊括金銀器、陶俑、瓷器以及佛、道造像，此外還有這次展覽特地製作的長安城虛擬實境。從展品的性質凸顯出策展者欲展現中外文化融合的影子，金銀器的飾紋、陶俑的造型與展現的生活樣態，乃至於佛、道教造像的藝術風格都顯示中國與西域等地交流的結果，也正如序文的兩位作者提及的，由於唐朝對於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唐朝東西交通的便利性開展這些藝術文化融合發展的基礎。中外交流之外，瓷器主要談論的是南青瓷、北白瓷的特色與交會，此項似乎便與草原民族關係甚淺，展現的似乎為盛唐疆域下物產向長安流通的情境。從此次展覽的內容與名稱來看，「天可汗」一詞似乎直接與盛唐，或是盛唐的統治者，即中國皇帝對應，而天可汗世界正是唐朝全盛時期統治疆域下產出的文化、藝術，其中以胡漢多元文化為最大特點。然而，此處想要重新思考的是：「天可汗」是否能直接等於盛唐，以及天可汗體制究竟應以政治為核心，抑或文化？以下從學界對天可汗體制的研究開展，藉此展開與天可汗相關的諸多課題。
「天可汗」一詞似乎已是唐太宗，甚至是盛唐時期皇帝的同義詞，且與「天可汗體制」的相關研究也甚多。羅香林的〈唐代天可汗制度考〉為較早期對天可汗體制進行考證的文章，他認為天可汗為當時國際共同的盟主，具有四種意涵：其一，主要目的為維持各國安全，解決各國衝突。其二，具有徵調各國兵員的權力。其三，各國君長繼承需天可汗的詔書承認。其四，此體制雖非以經濟、文化交流為目的，卻促進了唐代經學、律令，以及西域之宗教、藝術等更頻繁的互動、往來影響。[3]羅氏的觀點中，天可汗體制最大的根基應是唐代擁有的強大軍隊，惟有擁有相當的軍力，才能擔任國際聯盟的共主，並派兵攻打聯盟外的國家，或是聯盟內的動亂勢力，即與今日之聯合國性質相近。因此，羅氏同樣把天可汗體制的終結放在郭子儀過世之後，亦即唐朝軍隊力量衰弱的標的。[4]
韓昇對天可汗體制的論述主軸就放在唐朝對周邊國家的冊封與羈縻，他認為唐朝藉由此二者維繫體制，建構以自身為核心文化的國際道德與正義，並藉此掌握國際話語權和道德裁判權。因此，韓氏論述的天可汗體制具有一元化國家體制，內部卻也蘊含多民族、國家以及文化。[5]金子修一於「冊封」一節有更深入的探討，他以璽書上的「皇帝天可汗」名號，以及諸蕃冊立繼承任命權論說天可汗體制實際運作的重要性。[6]金子氏透過「王」、「國王」、「郡王」號，以及「可汗」、「贊普」號的冊立，述說從唐高祖到唐玄宗之間的變化，以及各個不同「號」的差異。他指出「郡王」號只出現在契丹、奚等少數編入唐代羈縻州的部族中，具有唐版圖中的內臣性質；「王」號的使用則在冊封蕃域的諸國，地域上較接近中國；「國王」號的出現時間較晚，約在武曌時期，主要用在絕域的部族。「德化王」的冊封則通常以讚揚為目的，可用於以上三種不同族群，但較不同的是德化王不得繼承。至於「可汗」、「贊普」的稱號則因應唐不得不承認彼此敵國關係時而使用。如唐與突厥間的冊立與被冊立關係，便只產生名分上的君臣關係，而未發生實際上的從屬關係。[7]
朱振宏較晚近對天可汗體制的討論則同時著重在唐以前的相似情況，他認為「皇帝天可汗」稱號為「雙兼君主型胡漢體制」，即唐太宗同時兼為漢地，以及西蕃、北荒之君長。[8]且這種「皇帝」、「可汗」並稱的情況在隋朝已然可見，如《隋書》記隋高祖被啟民可汗尊為「聖人莫緣可汗」；煬帝則被處羅尊為「聖人可汗」。然而，朱氏同時卻也說明隋代的稱號僅代表隋帝為突厥之可汗，唐太宗的天可汗稱號則代表西域、北疆共同擁護的可汗，政治意涵不同。他並更細緻的說明從隋到唐，即為此體制更加系統、制度化的變化，在政治上對君長有實質職位的冊封，即對內臣的個別人身支配；軍事上則有更多調動部落軍隊的能力，在邊防上也有更完善的軍事佈署以維持「皇帝天可汗」之組織；律令上發展出具有國際私法的概念與性質。[9]因此，天可汗體制實則奠基於中國的天下秩序觀，以君臣關係、宗法上的倫理關係為聯繫的基礎，並以中國為核心。[10]
針對天可汗體制中呈現的二元體制，森安孝夫也有類似的看法。他指出「天可汗」本身應為遊牧民族中，處於眾小可汗之上的大可汗，即草原世界中至高的可汗。[11]森安氏並說明唐太宗的陵墓位置並非南面，與中國傳統帝王墓室形制不同，且墓口有十四位蕃君長的石像，包含北到西方的遊牧國家、半農半牧國家、都市國家的領袖，這些陵寢的特殊性正展現出唐太宗作為天可汗，同時為農耕世界，以及草原世界共主的意象。[12]因此，天可汗體制儘管無法等同於其後的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政治體制，但也展現貞觀四年至安史亂前，戈壁沙漠的天然國界由於二元的管理體制而得以消弭。[13]
經由上述學術史的簡單回顧與介紹，筆者想將課題重新拉回到幾個問題。其一，針對「天可汗」與皇帝制度的關係應該如何認知？是否「天可汗」即能表示「盛唐」？其二，天可汗體制如何運作？其內涵有哪些可更深入討論的空間？其三，天可汗體制是否為唐太宗以後獨特的制度，抑或有其淵源？本文並沒有希望能將這些問題推導出一論證完整的答案，更沒有計畫進行長篇的天可汗研究，惟希望透過一些既有課題的檢討，以及新觀點的運用討論，讓我們對於盛唐的想像能有更多切入的角度。
首先，關於天可汗與皇帝制度之關係的課題上，近期研究儘管論點有些差異，但朱振宏、森安孝夫都提到唐朝二元體制的特色。「天可汗」的尊號似乎特指唐朝皇帝對草原世界，尤其是西北、漠北兩地區部落、國家的統領權力，具有與皇帝體制雙軌運作的意涵。從此而論，天可汗體制似乎很難指涉農耕地區的管理，也大概不能將唐朝皇帝直接等同於天可汗，此稱號應是西北、北兩邊的部落、國家推舉或認可唐朝作為共主的象徵，稱號的維持也需要這一方的認可。較為清晰的例子是白居易於長慶元年所書的〈冊回鶻可汗加號文〉中曾提及：
夫以回鶻雄傑如彼，慶榮若此。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加冊為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14]
此段文字甚為有趣，白居易提到回鶻方面自稱天驕子、天可汗，唐朝方面似乎也習以為常，並在天可汗稱號之外，再封了一個「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然而，此段文字始終未明言究竟兩個可汗稱號孰高孰低，以及唐究竟承不承認這個天可汗的自稱。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回鶻的自稱多半是唐朝方面的言詞，實際上回鶻的勢力此時已經擴張許多，遍及西北及漠北，多半與唐朝相對，也建構了屬於回鶻的部落、國家聯盟與唐朝抗衡。從這點來說，天可汗體制僅不過是遊牧混合區的諸多部族於農耕、遊牧帝國間游移、選擇的具現化，體現兩大帝國以聯盟的形式河套北部、戈壁沙漠南北乃至於西域一帶抗衡。對農耕王朝而言，天可汗體制也是對這塊區域統治的新制度嘗試。至於這種新的管理體制究竟如何運作，此即為第二面相的討論。
天可汗體制如何運作呢？這課題研究已然甚豐，本段想藉由幾個個案再提出一些思考面相。前段指出天可汗體制是以對河套北部以北、河西以西的非純農耕地帶的管理統治為目的，對這些地區的管理體制面的討論，或能加深我們對於天可汗體制內涵的理解。貞觀四年四月，唐太宗受西北諸蕃尊為天可汗後，與諸蕃君長的冊命璽書皆是「皇帝」、「天可汗」二號並稱。[15]由此可知，對諸蕃的制度管理除了天可汗體制外，尚有皇帝體制。若將這個特質放到實際案例來看，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對漠北鐵勒諸部的冊封也同時包含了中國式的官職，如都督。[16]此外，從地方行政區的角度來看，唐也有許多蕃州、羈縻府州的設置。在這些州以及州之外，唐也同時與這些部落、國家存在「冊封」體制。透過對這些行政體制以及冊封關係的細緻討論與分析，我們或許可以能更清楚認識到皇帝體制與天可汗體制如何同時運作於非農耕地域，或是處理非農耕民的管理問題。舉個例來說，冊封體制中在隋代以後常見「可汗」號，甚至在隋末唐初期間，突厥帝國也冊立多位農牧交界地帶的領袖為可汗，如梁師都。這些可汗的冊封放在森安氏的論點來說，就是大可汗與小可汗的關係，與天可汗體制相似。可汗的冊封若具有這樣的時代特殊性，則其變化脈絡就更能理解天可汗體制本身的變化。武曌萬歲通天元年，冊立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17]這條中，單于號與可汗號同時冊立即為前代未有，而以漢字意思命名可汗號，而非音譯也與隋到唐太宗時期以前不同。[18]又如垂拱元年，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羅便在其父亡後，得「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矢畢部落」。[19]「襲可汗」亦甚為特殊，與在此之前的冊立方式不同，且父子擁有的可汗號全然相同也為此前所未有。這種襲可汗號的形式彷彿與郡王號、爵位的性質相近。然而，這不表示在武曌掌政之後，襲可汗號便成為常態，至少到玄宗朝以後都還可以很頻繁的看到冊立可汗號的事件，如前文所舉的〈冊回鶻可汗加號文〉即如此。是以，從這些特殊的例子中可看出，唐朝的冊封體制並非一成不變，而天可汗體制若與冊封體制密切相關，則該體制應也具有變化的脈絡，並與地方行政制度、皇帝制度等有諸多不同的相互運作關係。以這些有趣的小例子為個案討論，就可能能增加我們對天可汗體制一隅的細節理解。
第三個面相的課題是想要藉由上述例子重新檢討「皇帝天可汗」號的起源，並以此理解唐朝體制的特殊性。前述朱振宏把該體制的起源拉到隋代的文帝、煬帝，但若以太宗接受天可汗尊號時，自稱的「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語句來看，則在十六國、北朝時期就有相似的例子。谷川道雄曾經提出登皇帝位需經「王－皇帝」的過程，而十六國、北朝諸國則採取了「王－天王－皇帝」的過程。此更易的目的為避免稱帝，以維持當時的政治權力結構。故如石勒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符堅自稱「大秦天王，行皇帝事」等。谷川氏認為這裡十六國、北朝政權使用的「天王體制」為延續、模仿周制下的產物。[20]然而，若把眼光放到前文所談的隋到唐朝二元政治體制的發展，此處的天王體制是否有可能帶有胡族性格，即「胡族政權共主號」與「皇帝號」二者並存的樣貌？而十六國天王體制到唐太宗天可汗體制的脈絡，即可能是胡漢二元體制漸趨成熟、完備的過程。當然，這方面的討論甚多，筆者亦非專家，惟透過唐代天可汗體制的一些討論重新思考過往的研究成果，聊備一說。
從以上的這些討論，唐朝實際運用天可汗體制時，大多數以政治為依歸，尤其著重在唐朝統治者與非農耕民族、國家等的互動關係上。然而，誠如本文開頭討論的展覽，今日想到天可汗時，大多數人想到的無非就是廣闊的疆域與多元的文化。而唐朝的天可汗概念在後代如何流傳，以及如何轉變到我們今日想像的「天可汗」樣貌實屬另一大課題，亦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1] 杜正勝，〈序〉，《天可汗的世界》（台北：時藝多媒體傳播），頁6。
[2] 余建新，〈序〉，《天可汗的世界》，頁9。
[3] 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新亞學報》，1卷1期（1955，香港），頁209-243：209-211。
[4] 羅香林，〈唐代天可汗制度考〉，頁209、235-236。
[5] 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上海：復旦大學，2009），頁280-282。
[6] 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会，2001），第一章，〈中国皇帝と周边諸国の秩序〉，頁46。
[7] 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際秩序と東アジア》，頁56-60為高祖到玄宗的王號冊立表；頁269-275為唐代的郡王號冊立表。各個稱號的討論可見頁54、175-191、226-227、315。
[8] 朱振宏，《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台北縣：花木蘭，2009），頁81-88中，朱氏認為自古胡漢體制中又可分為兩種：一是漢王身兼大單于，為「雙兼君主型胡漢體制」；二是元首下有兩種治體，如尚書台與單于台，為「一君兩制型胡漢體制」。
[9] 朱振宏，《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頁94-117。
[10] 朱振宏，《大唐世界與「皇帝．天可汗」之研究》，頁117-121。
[11]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頁164-166。
[12]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166-167。
[13]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頁182-184。
[14] 《全唐文》，卷666，〈白居易十一〉，頁6768-2。
[15] 《舊唐書．太宗本紀》，卷3，頁39-40。
[16] 《唐會要》，卷73，「安北都護府」，頁1311-1314
[17] 《通典．北狄》，卷198，「突厥中」，頁5435。
[18] 高宗顯慶年間已經有分立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此二者皆為漢字名號。可見《通典．北狄》，卷199，「突厥下」，頁5461。
[19] 《通典．北狄》，卷199，「突厥下」，頁5461。
[20]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三章，〈五胡十六國、北周的天王稱號〉，頁239-253。
《史原》論壇 